来源：光明日报

【医界观察】

医师科学家是兼具临床诊疗技能与科研能力的复合型人才，对推动医学诊断技术、治疗方法和医学科学整体进步具有重要作用。当前，国外对医师科学家的培养体系、成长路径和现实挑战已有系统性的研究和实践探索，而这一职业身份在我国仍处于探索阶段，关于其培养模式与职业发展规律的认识尚不充分。

2024年3月，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启动首批“北京市医师科学家培养计划”，从众多青年医生中遴选出30名坚持“临床+科研”双轨发展的优秀医师进行系统性科研培训，这也为进一步了解中国医师科学家的培养与发展提供了难得契机。基于此，调研组对参与北京市医师科学家培养计划的学员进行了深入访谈，探究他们从医学生、住院医师到真正期望走上医师科学家之路的经历与挑战，并据此为完善国内医师科学家的培养与支持体系提出政策建议。

综合访谈结果，我们梳理出影响我国医师科学家早期职业发展的四个维度：个体因素、导师因素、组织因素和外部环境因素。这些维度相互交织，动态影响医生从早期（如医学生、住院医师）到完成独立科研的整个职业发展过程。

个人因素是驱动医师科学家“临床+科研”双轨发展的主要因素。访谈发现，科研兴趣与职业初心是青年医生选择走向研究道路的主要原因，也是支撑他们在临床任务与多重压力下保持非功利性探索的直接内驱力。系统化科研训练及多元科研经历对其成长路径也有很大影响。早期科研训练不足的医生往往只能停留于发现问题的阶段，难以推进方案设计与实践验证；而拥有优质科研积累的人则能更快实现科研能力跃迁，并持续投入研究工作中。

导师对医师科学家职业轨迹的塑造和巩固至关重要。研究发现，一些医生之所以选择走向医师科学家的道路，很大程度是受导师在临床与科研中“双线并进”做法的影响，导师对科研的热情往往会激发学生的科研兴趣与自主性。重视科研的导师不仅会积极主动创造机会让学生参与课题与论文写作，也会通过深入、具体、紧密的指导，帮助他们快速成长，实践证明，有高水平研究平台的团队更易产出成果；反之，导师只强调临床技能，往往会令学生错失关键科研培养期或在关键节点的发展陷入停滞。

组织的支持是医师科学家能够持续发展的保证因素。对处于关键转型期的30~40岁青年医师科学家群体来说，充足的研究经费、生活待遇保障、稳定的研究时间以及对研究团队支持是他们全身心投入科研活动的必要条件。组织内部对医师科学家的定位同样重要，只有组织认可这类特殊群体的重要性，才能为他们提供相匹配的资源和制度保障。调研发现，医院或科室层面积极互动的科研文化与氛围会直接影响青年医生投身科研的积极性。

外部环境决定了医师科学家职业的稳定性和长期发展潜力。尽管目前科研评价体系对项目数量和文章数量的强调提高了科研产出，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高质量、深入性研究的产生。青年医生为降低研究失败风险并节省时间，往往选择见效快、周期短的项目以满足职称或绩效评定的需要。此外，一些研究项目基金的资助方式也限制了科研的自由度，对规定时间节点和必须的产出结果的要求，导致青年医生优先考虑“快速出结果”的课题，而不是花精力在更有潜力但需要更长时间的研究上。

在合作生态环境方面，青年医师科学家对合作抱有积极和开放的态度，希望通过跨组织、跨专业合作来弥补自身科研短板，但目前合作环境中缺乏将各领域专家、团队信息整合的对接平台。在临床工作压力下，这种需要投入大量时间，来寻找合适且愿意合作的伙伴的高成本探索方式，往往使他们望而却步，导致潜在科研机会被迫放弃。调研发现，目前的一些学术论坛和会议未能提供深入实质性对话的渠道和合作机会，也难以通过这种方式真正学习顶尖科学家的研究思路。值得注意的是，青年医师科学家更倾向于与同龄的优秀研究人员合作。顶尖团队的研究方向通常已高度聚焦，难以适应年轻医生的兴趣和需求，而与同龄人合作则能够更灵活地拓展研究方向，实现双赢互助。

总的来看，个人因素和导师引导是促使医生迈入科研道路的重要动力，但能否长期坚持并取得成就更多取决于组织和外部环境的配套支持。基于此，我们提出以下建议：

1.阶梯式人才培养体系创新完善。在本科或硕士阶段注重科研兴趣、科研思维、科研习惯的培养和基础研究技能训练；在博士与住院医师阶段应强化系统化科研训练和实践；在青年医生步入临床一线后，则需要有针对性的高阶科研培养，如与高水平团队合作或海外交流，以需求为导向的培训等。

2.加强导师科研引路人的“杠杆效应”。鼓励实行“多导师制”，由临床导师与基础研究导师共同组成导师团队，为青年医生提供全方位指导；强调导师在科研价值观和学术素养上的“传帮带”，推动学生在学术研究与临床实践间找到平衡。

3.加强组织支持。医院层面应设置差异化考核，将“医师科学家”与普通临床医生区别管理，提供适当的科研脱产时间与经费补贴；建立专业科研辅助团队（如数据统计、实验技术支持等），减轻医生在技术和行政事务上的负担；为青年医生提供研究启动经费，并保证项目时间和产出的自由度；医院领导层重视并妥善处理好临床绩效和科研投入之间的关系，为医师科学家群体留足成长空间。

4.优化外部环境，释放创新活力。政策层面可出台更灵活的科研考核和职称评审政策，适度容忍失败与长周期项目，为高质量研究创造空间；构建全国性跨学科对接平台，提供各研究领域专家信息共享与合作撮合服务；提高医师科学家职业身份在社会及医院管理层面的认可度，从制度上给予更多激励与保障。

为有效增强我国医师科学家的培养与保留力度，我们呼吁在人才培养方案、导师制度、组织运营模式和宏观政策层面进行综合改革，逐步构建起灵活且可持续的多维度支持体系，使更多临床医生能在繁忙工作中保有科研热忱与产出，从而推动我国医学科技实力与临床服务质量的全面提升。

（作者：管仲军、郭馥祯，分别系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党委书记、博士研究生）

(责编：郝帅、陈键)

来源：光明日报

【医界观察】

医师科学家是兼具临床诊疗技能与科研能力的复合型人才，对推动医学诊断技术、治疗方法和医学科学整体进步具有重要作用。当前，国外对医师科学家的培养体系、成长路径和现实挑战已有系统性的研究和实践探索，而这一职业身份在我国仍处于探索阶段，关于其培养模式与职业发展规律的认识尚不充分。

2024年3月，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启动首批“北京市医师科学家培养计划”，从众多青年医生中遴选出30名坚持“临床+科研”双轨发展的优秀医师进行系统性科研培训，这也为进一步了解中国医师科学家的培养与发展提供了难得契机。基于此，调研组对参与北京市医师科学家培养计划的学员进行了深入访谈，探究他们从医学生、住院医师到真正期望走上医师科学家之路的经历与挑战，并据此为完善国内医师科学家的培养与支持体系提出政策建议。

综合访谈结果，我们梳理出影响我国医师科学家早期职业发展的四个维度：个体因素、导师因素、组织因素和外部环境因素。这些维度相互交织，动态影响医生从早期（如医学生、住院医师）到完成独立科研的整个职业发展过程。

个人因素是驱动医师科学家“临床+科研”双轨发展的主要因素。访谈发现，科研兴趣与职业初心是青年医生选择走向研究道路的主要原因，也是支撑他们在临床任务与多重压力下保持非功利性探索的直接内驱力。系统化科研训练及多元科研经历对其成长路径也有很大影响。早期科研训练不足的医生往往只能停留于发现问题的阶段，难以推进方案设计与实践验证；而拥有优质科研积累的人则能更快实现科研能力跃迁，并持续投入研究工作中。

导师对医师科学家职业轨迹的塑造和巩固至关重要。研究发现，一些医生之所以选择走向医师科学家的道路，很大程度是受导师在临床与科研中“双线并进”做法的影响，导师对科研的热情往往会激发学生的科研兴趣与自主性。重视科研的导师不仅会积极主动创造机会让学生参与课题与论文写作，也会通过深入、具体、紧密的指导，帮助他们快速成长，实践证明，有高水平研究平台的团队更易产出成果；反之，导师只强调临床技能，往往会令学生错失关键科研培养期或在关键节点的发展陷入停滞。

组织的支持是医师科学家能够持续发展的保证因素。对处于关键转型期的30~40岁青年医师科学家群体来说，充足的研究经费、生活待遇保障、稳定的研究时间以及对研究团队支持是他们全身心投入科研活动的必要条件。组织内部对医师科学家的定位同样重要，只有组织认可这类特殊群体的重要性，才能为他们提供相匹配的资源和制度保障。调研发现，医院或科室层面积极互动的科研文化与氛围会直接影响青年医生投身科研的积极性。

外部环境决定了医师科学家职业的稳定性和长期发展潜力。尽管目前科研评价体系对项目数量和文章数量的强调提高了科研产出，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高质量、深入性研究的产生。青年医生为降低研究失败风险并节省时间，往往选择见效快、周期短的项目以满足职称或绩效评定的需要。此外，一些研究项目基金的资助方式也限制了科研的自由度，对规定时间节点和必须的产出结果的要求，导致青年医生优先考虑“快速出结果”的课题，而不是花精力在更有潜力但需要更长时间的研究上。

在合作生态环境方面，青年医师科学家对合作抱有积极和开放的态度，希望通过跨组织、跨专业合作来弥补自身科研短板，但目前合作环境中缺乏将各领域专家、团队信息整合的对接平台。在临床工作压力下，这种需要投入大量时间，来寻找合适且愿意合作的伙伴的高成本探索方式，往往使他们望而却步，导致潜在科研机会被迫放弃。调研发现，目前的一些学术论坛和会议未能提供深入实质性对话的渠道和合作机会，也难以通过这种方式真正学习顶尖科学家的研究思路。值得注意的是，青年医师科学家更倾向于与同龄的优秀研究人员合作。顶尖团队的研究方向通常已高度聚焦，难以适应年轻医生的兴趣和需求，而与同龄人合作则能够更灵活地拓展研究方向，实现双赢互助。

总的来看，个人因素和导师引导是促使医生迈入科研道路的重要动力，但能否长期坚持并取得成就更多取决于组织和外部环境的配套支持。基于此，我们提出以下建议：

1.阶梯式人才培养体系创新完善。在本科或硕士阶段注重科研兴趣、科研思维、科研习惯的培养和基础研究技能训练；在博士与住院医师阶段应强化系统化科研训练和实践；在青年医生步入临床一线后，则需要有针对性的高阶科研培养，如与高水平团队合作或海外交流，以需求为导向的培训等。

2.加强导师科研引路人的“杠杆效应”。鼓励实行“多导师制”，由临床导师与基础研究导师共同组成导师团队，为青年医生提供全方位指导；强调导师在科研价值观和学术素养上的“传帮带”，推动学生在学术研究与临床实践间找到平衡。

3.加强组织支持。医院层面应设置差异化考核，将“医师科学家”与普通临床医生区别管理，提供适当的科研脱产时间与经费补贴；建立专业科研辅助团队（如数据统计、实验技术支持等），减轻医生在技术和行政事务上的负担；为青年医生提供研究启动经费，并保证项目时间和产出的自由度；医院领导层重视并妥善处理好临床绩效和科研投入之间的关系，为医师科学家群体留足成长空间。

4.优化外部环境，释放创新活力。政策层面可出台更灵活的科研考核和职称评审政策，适度容忍失败与长周期项目，为高质量研究创造空间；构建全国性跨学科对接平台，提供各研究领域专家信息共享与合作撮合服务；提高医师科学家职业身份在社会及医院管理层面的认可度，从制度上给予更多激励与保障。

为有效增强我国医师科学家的培养与保留力度，我们呼吁在人才培养方案、导师制度、组织运营模式和宏观政策层面进行综合改革，逐步构建起灵活且可持续的多维度支持体系，使更多临床医生能在繁忙工作中保有科研热忱与产出，从而推动我国医学科技实力与临床服务质量的全面提升。

（作者：管仲军、郭馥祯，分别系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党委书记、博士研究生）

(责编：郝帅、陈键)